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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模型(一)
视界·覃里雯专栏· 第 468 期 2006-5-17 15: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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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政治学家来说,2005年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年。许多国家都举行了选举,包括那些选举经验较短的国家,比如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和卡扎克斯坦。全球各地的严重武装冲突持续减少,贸易在许多国家稳步增加。看起来,我们生活的时代正在迈向全球稳定。
不幸的是,这些现象未必能证明全球的稳定正在增加。选举可能给弱势群体以发言的机会,但是它并不一定会转化为有效的政府管理。巨大的财政收益,也未必能转化为有效的机制。。
对那些处于转型中的国家来说,如果没有一个建于人民自决的共识之上的、有持续性的政府,不受约束的选举政治经常会成为激进民族主义和暴力的温床。而培养有能力的公务人员、反腐败运动的实施情况——经常成为改善一个国家基础的关键。
正在伊拉克发生的事情,就像一个不幸的模型,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点:现代民主体制的建立需要多么复杂的前提条件。从法国大革命到今日伊拉克,走向现代民主化的初级阶段带来了同样的问题。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一夜之间就能够推翻一个政府,并砍去成千上万的头颅,每一次都出现一个新的被镇压的群体。就连当时在巴黎观察整个过程、曾经大声呼吁议会关注新时代民主的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曾经都感到失去了方向。
民主意味着民治,但是,在一些国家,如果疆土控制和民意走向都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什么人民将组成这个国家?民族主义的政治家会按各自的意图广泛寻找支持,但是如果人民各群体之间不能达成共识,而国内政治的指导制度不明确,结果往往就会变成暴力取胜,或者是政治操纵取胜——民主程序在这种时候没有用武之地,成了空中楼阁,因为它所依赖的有效政府和共识并不存在。
在这个过程中,激进民族主义的口号就很容易赢得人心,也很容易导致国家误入歧途。在民主体制形成的早期,激进民族主义者通常会用批判某个群体(不管是先前的统治者,还是外来军队,在多民族地区则是某些“敌对”民族)的方式获得民心。这样,共识就建立在反对某个族群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为公共事务考虑的基础上。这些激进民族主义领袖可以很容易地利用这些敌对情绪组织起大规模的运动,其基础往往是裙带主义、血缘关系、共同语言和文化习俗。发生在前南斯拉夫的情况就是如此,在铁托去世后,米洛舍维奇就利用夸大阿尔巴尼亚族对塞族人的威胁,而获得了选举的胜利,并导致了后来的悲剧。发生在非洲的一些大屠杀也是因为这种机会主义的煽动而起。这种煽动导致的结果只有灾难,因为它虽然能够迅速集合人群,却对建设一个国家毫无用处。
这样情况下,世俗的、目光更开阔的领袖就很难在不同群体间建立起联系。例如,什叶派在既有的社会关系和宗教领袖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党派;库尔德人也在自己的地区同样炮制;而Ba'athi(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党,萨达姆是其领袖)余部则能够在因失势而心怀不满的逊尼派那里组织起猛烈的叛乱活动。与之对比,世俗派领袖在各派间进行组织的努力则显得无效而绝望。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方面是:社会分裂越深、政治体制越弱,进行选举时就最不宜过早,因为问题会非常之大。1995年戴顿协议之后,波斯尼亚的选举被三个主要种族的民族主义政党赢得,因为种族派系的力量尚未被打破。十年之后,他们还依然被凝固在这个模式里。同样的,早期选举也会增加伊拉克社会间的分歧,并可能长期固化这些分歧。比如,因为逊尼派叛军使得很多逊尼派人员不参加选举,这将导致逊尼派在整个政治体制中被高度排斥。什么时候逊尼派才能够在伊拉克新政府中重新得到应有的代表?没有人知道。
伊拉克的模型还在不断变化之中,习惯了爆炸新闻的人们可能觉得那里已经恢复平静了,很少有人能看到深层的危机。美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非常无力,它帮助伊拉克恢复稳定的意愿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不愿制造另一个越南战争。糟糕的是,伊拉克的情况比越南要糟糕得多。20世纪70年代的越南其实存在着一个高效、有力的北越力量,在美国撤退之后,北越立即控制了整个国家,并逐步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国家。而在今日的伊拉克,各民族和宗教派系之间高度分裂,还没有任何派系能够担当起独统江山的大任。因此,美军如果此时撤退,一定会导致整个伊拉克四分五裂,陷入内战。
然而,留下来也是事倍功半。在所有那些关于科技和全球化的空谈中,其实很多国家还没能解决基本的政府管理问题。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也许能有所帮助,但是外部组织介入一国的大规模国家建设,是既复杂又浪费钱的。在东帝汶、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和利比亚(该国最近刚刚有了第一个民选女总统),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曾经非常成功,但是那些国家没有这么大、这么深、历时如此之长的民族和宗教问题。伊拉克只能靠自己解决这些问题。
事实上,大多数国家都得靠自己,不管强弱和安全与否。像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在内在冲突和社会分裂的冲击面前还很脆弱。有些国家如俄罗斯,则一直有机构低效、人口减少和腐败等问题。决策者必须明白,一个国家的运转失灵,是由某些特定弱点引起的。而今日伊拉克的弱点,既有共通性,又有独特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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