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的政治挫败

 一

    1847年，在一次历时半年的远游里，魏源（1794-1857年）在香港短暂地停留了一天。他购买了一本《世界页册分国地图》，对于眼前的景象感慨不已。

    六年前，他在浙江再度见到了好友林则徐。那时，这位1839年前往广东销毁鸦片的钦差大臣，已被革职，暂时受命在镇海抵抗英国军队。而魏源的身份则是过去两年中的第三位钦差大臣裕谦的幕府内参议，裕谦在1841年2月接替了琦善。

    他和林则徐相处的时间很短短，魏源发现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毫无用武之地，尽管一年前，他就根据一位被俘英国军官安突德的自述而写出了《英吉利小记》，这是中国人第一篇系统介绍英国的文章。魏源回到了扬州，自从1831年，他就住在了这里，成为了两江总督陶澍的私人幕僚。这似乎变成了他的宿命，他在通向权力道路的科举考试中总是不成功。

    1802年，8岁的魏源参加童子试。这是科举考试中的最初一级，胜出者可以取得“生员”资格。主持考试的县令提上联，考生对下联。主考人指着茶杯中的的一幅太极图说“杯中含太极”，魏源则对“腹中孕乾坤”，他怀中正揣着两块麦饼，准备回家的路上吃。

    这种天才般的耀眼，在魏源日后的科举道路中再未重现。1821年，他才成为副贡生，而进士的身份一直要到51岁时才到来。在此期间，他四处游学、交友，并成为一套重要丛书的总编辑。他22岁前往北京并居住过一段时间，在此他成为了一个官员与知识精英组成的团体中的一员。这包括一个由他的同乡组成的湖南士大夫的圈子，其中有贺长龄、陶澍；另外也有林则徐、龚自珍这样的人物。除去风雅的诗词与其他各种类型的智力游戏，这一群体的主要热情是对于现实政治与社会的改变。

    在魏源8岁成为生员的一年之后，他的家乡湖南邵阳发生了大饥荒。饥荒把邵阳推到了生存的最边缘。但是，县政府却没打算在税收上有任何让步。在一场民变即将爆发时，魏源的祖父，“慨然赴县”，“代完一郡之饷银”。老人家在上演完中国读书人高风亮节的一幕之后去世，魏源的父亲正在江苏当一名低级官员，他的家族开始衰落了。

    二

    贺长龄在1824年委托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是当时知识氛围中新空气的代表。代表着清王朝权力与繁荣顶峰的18世纪已经过去，流淌在盛世背后的思想压抑、缺乏个性的考据学风也正遭受质疑。

    18世纪的种种后遗症已凸显出来，人口递增一倍所带来的资源紧张感四处可见，对于魏源这样的读书人来说，获取功名的难度明显增加，因为应试者的数量不断增加，而录取名额却没有增长。并且，考试的题目与录取方式，也与这个变化的时代毫无关系。

    因此，那些落第的知识分子经常成为高级官僚所雇佣的非官方的顾问，提供法律、财政的帮助或仅仅是提供智力上的愉悦与刺激，支付他们酬劳的不是中央政府，而是这些官员，他们彼此间形成了一种新的依附关系。在这种关系背后则是这样一个趋向——权力正在由中央政府转向地方政府，在魏源去世的1857年，这种趋向确定无疑。

    《皇朝经世文编》从清代学者四处发表的文章选编，大部分内容集中于财政、公共工程与军事方面。而漕运、河工和来自亚洲腹地的军事骚扰，正是清朝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魏源显然对那些沉溺于文字游戏，而对社会危机视而不见的知识分子与官僚阶层不屑一顾。当然，他也没有摆脱这一模式，通过重新诠释伟大的典籍，来为他所推行的思想与社会变革，提供理论基础。今文经学，在他手中，既有学术目的，更是政治与派系斗争的手段。

    19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内部的危机，因为外来力量的到来而加剧了。当时的政治体制已无法应对这些新旧结合在一起的挑战。

    三

    魏源在他生命的最后30年一直在写作大量政治体制变革的文章。他不断地强调政治参与的重要性，一个国家必须广泛的寻求知识精英的意见，才能恢复国家的活力。

    他自己的经历是他期待的图景的反例，这既有个人命运的不幸，更与时代的气氛相关。1830年，他主动请求到新疆从军，到了甘肃嘉峪关时，叛军撤退了，他只好返回。在1841年与林则徐相遇不久，他就因自己的观点无法被采纳、清军上下又如此怠惰，而回到扬州。8月时，林则徐的最终判决也下来，他再次被革去四品卿衔，流放伊犁。魏源在江苏镇江等待老友，做可能的最后相会。林则徐把在广州收集翻译的《四洲志》、《澳门月报》、《粤东奏稿》交给他，希望他撰写《海国图志》。

    接下来的一年多是一个高产期，鸦片战争的失败刺激了魏源的创作欲望。1842年的7月12月，他分别完成了《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前者回顾清朝开国来的主要战役，期待寻求繁荣与衰落的原因，而后者则是中国第一部试图认识世界全貌的著作，“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其主要的观点。

    不过，1847年的那次短暂的香港之行，在极大程度上使他震惊了。1840年12月时，琦善和鸦片商人义律签定的《穿鼻条约》，将香港岛割让时，这不过是有几千人的小渔村，北京与伦敦都以相当鄙夷的态度谈起它。但仅仅七年之后，魏源看到它“化为雄城如大都会”，“扩我奇怀，醒我尘梦，生平未有也”。

    十年后，魏源病逝于杭州。

    在他的最后时光里，他终于在1845年的候补殿试中成为了三甲九十三名进士中一员，并成为扬州一名地方官。在他刚刚准备在一个区域施展他的政治才华时，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内乱开始了，魏源在扬州提倡团练抵抗太平军……

    在日常事务之余，他仍在继续增补《海国图志》，但是它的影响力却微乎其微，中国的知识精英似乎仍对外部世界缺乏兴趣。在生命结束前的三年，他彻底遁入了佛教的安宁之中。但在1854年-1856年之间，日本人至少翻印了21个版本的《海国图志》，日本精英期待这本书很久了，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来自西方的挑战。